参加人：卢跃刚、秦晖、温铁军、晏振东、郭书田、张海英、笑蜀、邱建生等
整理人：江登兴
时间：2002年4月4日下午于北京晏阳初与孔子：民族的骄傲
新纳粹主义
知青一代的忏悔者
农村基本价值系统被颠覆了
危机正在恶化中
近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产儿
回应底层在社会转型期的不满
日本把晏阳初当做现代化的路标之一晏阳初与孔子：民族的骄傲
郭书田（原农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我们中国人在国际上有名，一个是古代孔夫子，一个是晏阳初。孔夫子被列为十大思想家，近代也有一次评影响最大贡献最大的十大人物，晏阳初被评上了，与爱因斯坦、杜威并列，这个事情我看到了十分高兴。
美国用外国人的名字通过的拨款条款，第一个是中国人，就是晏阳初，这个条款叫“晏阳初条款”，当时拨了三千万美金，用到中国来搞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
四十年代我读农校的时候知道有两个乡村建设的先驱人物，一个是晏阳初，一个是梁漱溟。曾经有件事，就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农经系主任张教授编写《中国农业大百科全书》的“农业经济卷”，要写我国农业史上有价值的人物，就涉及到晏阳初和梁漱溟要不要写进去的问题，当时有争议。张教授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这两个人非写不可。
晏阳初一生致力于中国农民“愚贫弱私”的改造，这个改造最早是从在法国战场上为华工服务开始的，他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洋博士，洋博士脱了洋装带着夫人孩子到定县去。当时定县农民还很穷，洋博士去到那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晏阳初这么做比毛泽东还早。现在我们洋博士也很多了，但是真正像晏先生这样带了妻子、带了孩子去与农民“三通”的有几个？那个时候的洋博士有几个啊？
晏振东（晏阳初先生长子）：我父亲这个思想是要把农民培养成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具有四大力量的，能独立思考的人。他这个思想在现在还得结合现实加以发挥。台湾学者韦政通分析晏阳初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本来是一个古老的思想，但是晏阳初把它现代化，对它进行转化。本来这是一个给君主服务的思想，但是给晏阳初一改，变成了一个为民众服务的思想，叫法没改，但是内容变了，而且变得很有用。他说这是晏阳初的一个创造性。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我对晏阳初没有专门研究过，但我一直认为乡村建设派乡村建设运动学理的研究和现实的参与紧密结合是一个优良的传统，而且实际上这也是国际农民研究的一个传统。
从民粹派号召到民间去到后来的地方自治运动啊，到后来俄国的乔亚诺夫的生产组织学派也是非常强调这一点。而且有的人说得很极端，像“生产组织学派”的开山鼻祖、也是乔亚诺夫的老师就曾经说过一些很极端的话，他说，农民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参与的事业，对学历什么没有什么要求的。后来有人把他们叫做“拜民主义”，“拜民主义”我觉得总比拜官主义好吧！（笑），到了中国在民国时期的乡村研究和乡村改良也有这个传统。应该说当时有好几支在做这个事情的。包括刚才郭老说的左派的那一支，实际上是得到国民党支持的他们都是在“农村复兴委员会”那个框架内活动的，当时的“农村复兴委员会”怎么会养一班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人活动吧？这说明那的个体制比现在好多了。
当时做乡村建设的很多，其中就有梁漱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本位派”，还有就是以晏阳初先生为代表的，虽然自己没有打牌子，但是外人一般认为他们受西学影响较深的，还有地方上的人搞的，很重要的一派。很多人把乡村建设派弄成一个很狭隘的一个学派，实际上我觉得远远不是这样子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我们讲的乡村建设派实际上不是一个政治派别，也不是一个学理派别，它实际上是一群人热心于中国农村建设，愿意为中国农民奉献的一群人的努力。要讲传统的话实际上我认为就是人道传统。如果这几拨人有什么特点的话实际上就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势必带来一个就是献身精神包括脚踏实地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宽容精神。带才郭老讲乡村建设中的左派经常骂他们，实际上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了在关心贫富分化这样的问题。我并不是为了专门研究晏阳初，而是为了研究中国农村曾经在南京历史档案馆专门看过当时平教会的卷宗，他们搞的大量调查资料我都看过，实际上他们基本上是很实事求是的，定县调查、邹平调查当中所强调的农村基本上是一团和气，强调乡村和谐的一面，我觉得这是完全有道理，因为那个定县也好邹平也好基本上是自耕农农村。到了后方以后像那个巴县调查，巴县那个地方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土地也是非常集中的，租佃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张的，他们的那个调查也描绘了这个事实，不是一味地把农村描绘成一团和气。他们在给政府的报告中也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你也不能说他们完全不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乡村研究没有先入为主的模式，承认乡村情况的多样性，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我们很难说他们归入那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的宽容他们的求实，他们的那一种行为方式，还有他们积累下来的资料，都给我们留下了很重要的一笔精神遗产。新纳粹主义
卢跃刚（著名作家，中国青年报新闻中心副主任）：我觉得只要是关注民生关注基层，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无论什么方式表达，都应受到我们的尊重。我也不觉得要分什么政治派别，他们是一种改良思潮，它并不需要为自己做辩护，只要自己扎扎实实地做事情。如果从做乡村调查的方法来说，以晏先生为代表的这一派可能比较实证一点，因为他们受西实证社会学的影响要大一点。包括李景汉先生他在定县做的调查，他是受晏阳初的影响大一点，梁漱溟先生当然因为他是新儒家，着重于一些行善道义啊，那一种广义的慈善事业搞得多一点。
前两年出了一本书叫《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按作者的观点就是让农民再饿个两三年，可能现代化会实现得再快一点。就是再用一点原来的老的方法可能会加速现代化进程，后来我把它归纳为“新纳粹主义”。前两天李慎之先生有一个集会，我遇到一个小说家叫石康，听说在青年人中有一点影响的，他写的小说都是以都市为背景的。他有很多的议论，我大吃一惊，他坐在李慎之老先生旁边，那一席都他说话，他有两个观点，我归纳为：第一、中国人不需要什么自由，第二中国农民更不需要什么自由。我当时基本上也认为这是“新纳粹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七、八亿人是在他要的自由空间之外的，他们这些人是充分“张扬自由”的，而且还有一点“人道主义”。
知青一代的忏悔者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原来与农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上一代人虽然说是农村出来的，参加革命，后来夺了政权，然后取得特权。农民，参加革命，夺取政权，取得特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基本是在这样一个逻辑上来了解中国现实的。所以我们对农村的了解，来自于插队，这种插队改变了……
（郭书田：有人说这种插队这个社会磨练是最宝贵的，当时有一些记者啊，是中央台的，因为是年轻人，他问冯小刚：“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插队对你一生来讲是一个最大损失啊？”。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冯小刚回答：“绝对不是，跟我一起的，都一样的，觉得插队是最宝贵的。”
卢跃刚：当然这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与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来说个人的感悟与审美感受是两个话题，应该分开。历史的评价与社会的评价，包括个人体验的个人体验的丰富性、审美性是另一个话题，我这个角度侧重社会性）因为农村的一些社会现实基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的世界观，改变了人生观、改变了世界观。改变世界观不是社会对我们的改变，是我们内心某种感悟带来的，最基础的比如人性的、人道主义的，或者是情感方面的，比如说被骗，骗和现实之间的那一种关系，那一种感觉是很强烈的。比如说我们吃饱了、喝饱了到那里发现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原来是敌对的，我们原来以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公仆和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到农村后，从第一天起，发现实际上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很敌对的很矛盾的那一种关系，这是让我们大为震惊的。更为震惊的是我们逐步了解了事实，而我们到农村后，后来实际上干了一些荒唐事，我写的《乡村八记》实际上是一部忏悔的作品，忏悔什么呢？……到了离开农村以后，直到今天，那一段历史实际上成了心上的阴影，所以我九五年写的《乡村八记》实际上是对那一段历史的一种忏悔。实际上农村的经历在基本价值面上改变了我们这一拨人的世界观，这也决定了我们后来从事职业写作也好、业余写作也好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第一点。
（某人插话：那你现在已经成为了可以凭自己的身份获得了某种特权的情况，那你还会忏悔吗？）
卢跃刚：实际上它与身份无关啦！是个体化的完全个体化的。因为很多人后来获得了社会特权在讨论相关社会问题的时候，处于一种精英状况，我做了一个社会学的归纳，我更讲究个人的内心体验。因为根据我个人的憧憬而言，因为当时的这种感受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有了，二十多岁的时候还没有成长起来或者还没有取得特权。这些实际上促使了我后面（关注农民问题），我是最早做农民工写作的，八九年，八九年六四期间，写的《一九八九，中国社会第一号震荡》，八九春运，出现民工潮，我们组织了四十多个记者，写的结果我统的稿。
（张海英问：干才听了温老师的问话话，我觉的您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特权主义者。）
卢跃刚：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现在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秦晖：新闻这一块，如果你没有良心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资源很雄厚的一个地方。）卢跃刚：当然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配置资源，这一种特权也是有的。（秦晖：新闻腐败也是非常之严重。）卢跃刚：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在1994年做了一个十个省的大规模深层农民调查，当时我设计的方法实际上是吸取了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和晏阳初先生的一些实证性方法。我要求我们的十个记者在我们所挑选的全国东西南北中，十个省的十个村庄住一个礼拜以上，利用一些方法来做调查，方法是我设计的，当时我做了十五个整版，我在这个过程中不许多当时流行的“盲流”、“打工仔”这些词汇都不用，我觉得这些词实际上是包括了一些价值层面的东西的。“民工潮”问题或者说“农民工”问题，我们用的都是“剩余劳动力”这样的词汇，实际上都是企图在传播的层面上保持这一种称呼的准确性，防止一些歧视性的城市眼光，这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些工作。
农村基本价值系统被颠覆了
这个工作完了以后，我写了《乡村八记》，《乡村八记》实际上是六四以后我们考虑现代化问题的时候，面临一个大中国，一个大悲剧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所采取的一个角度。实际上导致九十年代中国的现实，我们如果不追溯的话，实际上是看不清楚的。不论是八十年代启蒙的方法还是阶级斗争的方法，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实际上也无法看清，中国农村的现实，发现有一些农村社会的基本面的东西从上个世纪开始到土改被彻底覆。一毓的东西全部颠覆了，而这个颠覆实际上是有指标显现的。当时我在鄱阳湖畔的一个村庄里做了两个统计，第一个是，承包以后十年非正常死亡的一个数据，第二个是这个村的同宗族婚姻情况，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实际上是挺吓人的，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实际上被颠覆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维护这个社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它可能的一个基本的走向是什么？挺吓人的。十年中那个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十七个，除了小孩掉进水里的以外，其他的都是上吊的、喝农药的，这个情况现在在农村是愈演愈烈。这个恶性事件，按社会的的方法来看，实际上可以看到维系社会的价值伦理系统实际上已经不发挥作用了，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事件会导致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
因为农村社会，它实际上是静态的。而同宗族婚姻呢，实际上从原始社会以来是被看做乱伦的，不可能在一个村庄里面是可以通婚的，虽然婚姻法规定了“五服”之外可以通婚。实际上在社区里生活的话是不可能出现这一种情况的。不过那个地方不是很封闭，是在鄱阳湖畔，它不是秦巴山区，不是三峡、不是西海固，它实际上是一个传统农业区，是一个交通发达，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地区，这个地方出现了大规模的同宗族婚姻，但是它的禁忌实际上被打破了，它没有禁忌了，你看它虽然交通发达，它的社区生活的相对独立性实际上是可以维持的。这些指标出现以后，实际上是使我们追溯一些东西。那么在社会现实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比如说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在中国农村根本不兑现，而且中国农村现在教育收费占收费这一块实际上达成了六到七成实际上是最重的。这就说明国家在政策法律的制定上，不仅没给中国农民带扶持，反而给中国农民带来灾难。这是很大的战略问题。
那我们再反过来讲，晏阳初先生，他们在三十年代，他们的条件难道是比我们现在好吗？他们形成了那么大的声势，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参与，社会很大层面上至少是形成了对他们的认同，你看那些老先生他们是怎么做的？不仅是晏先生他一个洋博士，我还去过湖南，湖南有一位罗周正的老先生，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在湖南娄底的罗洲镇，他是1921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是一个教育家，49年以后清算他，后来他在他办的学校沉潭自杀了，这个人更悲惨一点，当时因为他是21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给他很高的官，但是他不干，他回来以后变卖田产，办了小学，然后以此为终生的志向，当然他的结果是悲惨的。
这么说中国农村的问题，实际上从国家的层面，从社会的层面、从社区的层面，实际上它是多重挤压的，如果基本面的一些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是没法的。比如我们现在问一个人你的学历是什么，他说是初中，实际上他只识一些简单的字，识一些阿拉伯数字，算一些小帐，但是可能读者不懂一般性的报纸，甚至很多的初中根本没读，或在读的过程中也没好好读的。所以面对前辈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有一点汗颜的，没有办法，我们根本上不是那一个精神劲。江登兴：不止是精神劲的问题，是那时候的社会给他们的实践的空间比较大。
秦晖：就涉及到自由的问题，就像储安平讲的自由多少的问题和自由有无的问题。
危机正在恶化中
卢跃刚：说一句不客气的话，现在农村的税负、荷政这些玩意儿对农民的挤压，然后粮食政策的不成功，实际上往回半个世纪看，实际上是一些被颠覆的东西，它的后果现在显现出来了。原来不感觉，在八十年代已经开始显现，到九十年代依次显现出来了。但是在文化讨论过程中有一些东西被混淆了。把观念层面的东西和事实层面的东西混淆了，这是个关键问题。这些颠覆所造成的严重的危机，正在发展着，不论是它的修补而言还是恶化而言，它的发展趋势实际上是很清楚的。
乡村建设这个问题挺逗的，我去过一个村子，在大河边，那里有一幢大宅子，（解放后定成份的时候）老大的贫农、老二是富农、老三是地主。老大呢原来是一个赌徒、老二是一个帮凶、老三呢是一个本分农民然后勤俭持家、精耕细作结果成了一个富农。老大到了解放输光了，老二因为是帮凶，损失少一点儿，还有点玩艺儿，结果老三惨了，老三土改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那几十年根本活不过去。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找到了他们的家谱，他们的父辈有两兄弟，他们的父亲死了，他们的叔叔因为是一个茶商，说哪能怕我终身不娶，也要养他哥的三个孩子，为了这他盖了这一幢房子。修家谱的时候，专门为此义举而作传，作传按理说呢，无论如何，那个富农应该是伦理规范的一个标志，但是革命来了，就彻底颠覆了乡村的和平秩序，后果极其严重，一直到九十年代我去的时候根本不敢说富的，他养了一头猪，你说他猪养成得好，他不高兴，怪不怪？不敢种菜，整个村庄不敢种菜，不敢多养鸡养鸭，养的被偷。另一方面就是浮夸，上面要数字，下面编数字，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头挤压着。那么维系中国社会的是什么玩意儿，这个东西提出来了，而且它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近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产儿
张海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刚才郭老讲洋博士下乡，说实在我心里很惭愧，但是说实在我想去，我回国已经三年，但是有种种原因我去不成。我在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的是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为重点的研究。我在出国前是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晏阳初研究的入门是宋恩荣先生的引导，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我和他一起采访过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当时是九十四岁的高龄，但是思路还特别清晰，他就回忆自己做乡村建设的过程。他开始是做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哲学啊，佛教啊，然后走上了关注乡村建设运动，那是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知识分子视角的一个转变，这个对我的感触特别大。因为我所受的教育，我们的历史就是中国革命史，在我的印象里，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条线下来的，但是当我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后，我发现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后来我为什么要研究晏阳初？因为晏阳初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一个产儿，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实际上是一个牧师，他在基督教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后来又到香港，又到美国受的教育。因此他的身上有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对宗教文化的理解非常深，而且他一生都在实践博爱、牺牲、奉献的精神。另外他在十二岁进入基督教学校后，他对这个基督教传播的历史有了一个很清楚的掌握，正是这些传教士抛弃一切的、牺牲、吃苦的精神对他后来从事平民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导致他后来到香港求学到美国求学，这里面有他和宗教的关系有他和西洋文化的关系，西洋的社会理论的关系。然后他又回到中国把这些西洋的文明、理论在中国躬行实践。所以这个人物他既体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到现代探索的一个缩影，他是中国西文化怎么样衔接，怎么样融合，怎么样处理冲突关系的这样一个典型，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中国乡村问题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这个人物我学得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人物，从他的身上折射了一个时代。
我的博士论文是对以晏阳初为中心的中国乡村建设的研究，那我把他个人成长的经历和他从事这个运动的社会背景做了一个考察。由于在民国成立，军阀混战结束以后，在当时的《建国大纲》里，第一个把民众教育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而且当时有专项拨款，这是当时国民政府表达了要吸收知识分子建国的欲望以后，把晏阳初、胡适、梁漱溟这些人吸收到中国参政会里面而争取到的。
我参加过国内三卷本的《晏阳初文集》的编辑工作，后来这个书在国内就买不到了，但是我在日本很高兴地发现在几家大学的图书馆里都有这个书。
后来我为什么要出国呢？是因为我发现在国内研究晏阳初有我研究不下去的地方，当时孩子丈夫都在国内，我一个人留在日本，把这项研究做下来。
晏阳初是1920年回来的，一直到1949年他在国内呆不下去， 他也是“乡村复兴委员会”里面的一员。他到台湾后只呆了一周，他对国民党政府说：“你们把大陆最精英的人物，把大陆那么多的财产都搬到台湾来了，你们要是没有办法把台湾建设好，你们就要打屁股！”他在台湾呆了很短的时间就到美国去了，后来到菲律宾搞乡村建设学院。
晏阳初先生在二十年代所发展的平民教育理论与及它的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遗产，但是我在国内为什么研究不下去呢？对于这样一个踏踏实实做了那么多年的乡村建设实践的学者，他有那么多的经验，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去珍惜。我把解放以后的很多报纸，像当时的《四川日报》、《北京日报》对晏阳初“文化买办”“文化走狗”啊一些谩骂性的东西都收集了下来。
晏阳初的研究是以一九八六年邓颖超把他邀请回国，然后以此为契机，由中央教科所的宋恩荣先生开展起来了，人们这才发现了还有这样的一个蒙着面纱的东西，实际上它是很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每一次涉及到晏阳初的评价最后都要加上一句说：“但是他是改良主义的，他在中国实际上是走不通的。”这涉及到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学术的对文化遗产却用一种政治的眼光去判断，这实际上是很不合理的。这样我们就没法用一种正常的思维去面对一种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没法去继承、没法去总结。
我的论文是沿着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的足迹，重点的考察他的社会背景。他一开始回国的时候他为什么要选择上海，后来他为什么到长沙去了，为什么他选择了长沙，后来又选择了嘉兴四个地方，他为什么选择这些地方，这一些背景一定要知道。不然我们没法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因为这涉及整个运动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的背景，就是客观的条件。
他在长沙的时候提出了“三足鼎立”：就是要依靠专家，首先要依靠专家，然后要依靠社会名流，包括熊希龄，他当时当过湖南省长，还的朱其慧女士。因为他当时刚刚回国他自己没有任何的社会影响，他就靠这些社会名流立住脚。再一个他依靠地方政府，但是他不和军阀政府建立合作，在立场上，他是不介入政治的与政治是绝缘的，他是完全独立的。他选择长沙是因为湖南有过一段的地方自治，有过民选省长的历史。当时湖南的政府发现要地方自治民众要有文化，不然民众没法认选票，所以当时湖南建了很多平民学校，毛泽东也是在这个平民学校当老师的。
晏阳初一回国他就在十九个省转了一大圈，花了两年的时间，他就是抱着要从事平民教育这个愿望回来的，但是从那儿做起，怎么着手他全然不知。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他选择了长沙，所以当时的湖南政府也给了他拨款。当时他的声势做得很大，他把新闻界、把中小学大学的老师学生全都动员起来了，长沙完全是一片平民教育的氛围。当时画了很多的漫画，比如说一个农民背着一个大地球，告诉农民你肩负着建设国家建设民族的使命，搞得轰轰烈烈。取得经验后又在嘉兴、烟台等四个省的地方推广，试图造成一种气氛。后来他发现中国的民众数量更多的是在乡村，这样在二十年代后期他就把这项运动转向乡村，他提出“除文盲，做新民”，他的新民的理念有一个不断的充实的过程，一开始的城市后来的乡村，再后来他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加进去了，他说要做新民我们不是以教育者的身份去教育民众，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对农村对农民与不屑一顾。所以他提出来新民的建构包括我们知识分子自己。然后到农村以后，在定县他是从识字教育开始的，后来转向综合的改造，包括“愚贫弱私”这四项，形成了一套制度，后来组织了生产合作社，最后组织了定县乡村建设委员会，它是定县县政府的平行机构，但是他没有从政府领任何的报酬，为的是和政治保持一种独立，他的经济上一直保持一种独立，为的就是保持一种学术的自由，保持一种探求的自由。
后来因为三次围剿，国民党实际上对这一项运动顾不过来了，这项运动的客观环境实际上是越来越严峻。1928年的时候他曾经到美国去捐款，捐了五十万美元，这个钱够他维持五六年了，但是以后的钱那里来他就不知道了，他曾经几次去美国，像洛克菲勒等一些财团有给他一些帮助，但是这一项运动其实一直处在一困难当中，他在经济上他又不愿意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拨款，后来他把自己的一些家产变卖了。所以刚才有人讲洋博士没有到农村去，其实我们现在洋博士完全没有那时候洋博士的那一种个人条件，你要我卖家产卖田地，我也没家产没田地。
我对晏阳初的研究是一种从历史的角度做总结性，我对现实肯定不如大家了解，我对现实我不敢去碰任何地方，一碰到了我觉得很疼，因为我很脆弱。
回来后我发现现在的媒体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是一片莺歌燕舞了，但是你要真是碰到这一些现实问题呢？你会发现血淋淋的很残酷。你要把这些问题呢真实的暴露出来然后去探究它的原因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力量。
而且我回国以后，做得又是高等教育（与晏阳初的研究关系不大），所以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感觉到是找到了知音。
回应底层在社会转型期的不满
江登兴：2000年1月，我陪朱学勤先生拜访晏振东先生，在晏振东先生家，朱先生说过这样一席话：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是破坏多于脚踏实地的实干，我追索这一左倾思潮的源流，发现它始自法国大革命经俄国十月大革命流入中国。其实现在中国更需要渐进的建设，因此我把目光转向英美寻求精神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受过荚美教育的自由知识分子多生活在沿海城市的书斋，我在想当时这些人当中有没有人深入过中国内地，真正到民间贴着地面行走呢?后来我到哈佛做访问，当我在地下室里读到曼阳初先生的资料时，你说我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
晏阳初先生一战后从耶鲁大学学成归来，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带领一批知识分子一头扎进河北定县等乡村，通过平民夜校开展识字教育，平民学校又变成合作社，帮助农民解决生计问题。他们注重从底层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贴着地面用美国的民主思想把中国的县一级政权由收税和诉讼的机关改造成为人民谋福利的机构，致力于公共卫生、成人教育、农业生产等的改进。朱先生说，在乡建上，晏阳初比梁漱溟做得更成功。
做为自由主义学理言说的一员，朱先生非常注重把在西方面向历史执行事后解释功能的自由主义学理改造成在中国面向地面，能事先设计发展路径的学理。 自由主义坚持个人独立与自由的第一性，它的前提预设是给予充分的自由，个人能赶上一切发展的潮流。而中国的现实是，广大的底层人口无法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分享不到现代化的利益，陷入发展的停滞。自由主义要在中国扎根，必须与广大处于"发展停滞"状态的阶层寻找接口，一点一滴地做-些工作。而不是像左倾政治文化-样，"民粹至上"--以人民的抽象符号取消个人的具体存在。其实，早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时，朱学勤先生就反思了法国启蒙运动的缺陷："它缺少这样一个环节：回应与吸收整个底层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不满，承担社会转型时期对底层社会价值取向的兼收并容义务。"
日本把晏阳初当做现代化的路标之一
张海英：日本是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国家，但是他们对晏阳初非常重视，因为他们现在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现在没法解释了，解不开了，而找出路呢现在他们抓住了晏阳初和梁漱溟，现在在日本已经出版了晏阳初和梁漱溟先生的文集，（特别是晏阳初），而在我们国内我觉得这一方面重视是不够的。因为日本人已经把晏先生的思想提高到现代化走不下去后，发现新路子的路标这样的一个高度。他对晏阳初的四大教育和农村的综合改造这一套东西非常感兴趣。
温铁军（《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是欧美经验的概括，我们说什么是科学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重复这个过程，那么东亚社会可否重复欧美的工业化过程？
中国完全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时间非常的短，如果把改革开放以前当做中国工业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的话，它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清未以洋务运动代表的工业化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民国工业化过程中官僚资本的生成它也同样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战争。为什么刚才秦晖说的中国乡村研究的派别比较偏左，比较激进呢？是因为当时农村的社会矛盾比较严重，导致它所追求的工业化也失败了。那么到我们这一次，它也是在一个特别的周边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追求的工业化。工业化本身是对农村经济力量的一个解构，是对传统的秩序、制度和文化形成一个解构，工业资本就会形成与传统不同的一个异己的力量，它必然要求国际化的标准化的，和世界主流相匹配的一个趋势，而这个趋势现在可以说是主流，因此就有很多批判现代化的思潮产生， 中国也是这种批判。其实今天我们回来找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文化遗产，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为了说明当时我那些问题制约着中国以工业化的方式实现西方的现代化。而日本走到今天走不下去了，中国是否能走得下去呢？那么如果能走得下去，它的代价或者成本是什么呢？
而刚才张老师所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说晏阳初他们这些人从西方回来以后，他没有躲在沿海的书斋里过一种翻译和介绍西方学说的生活，这些介绍进来的东西比较适应的是城市中所谓的“主流”，而它与乡村的现实相关的比较远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解构，因为我们还没有一套在自己的语境中的体系来说明在我们当中所发生的问题，但是这个觉悟过程很好，你说朱学勤也好，林毅夫也好。最近这两年林毅夫典型的西学大师吧，林毅夫也在大声疾呼中国要搞新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他未必懂晏阳初梁漱溟，但是至少是他们回到国内这些年他们有一些感觉了。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如果朱学勤有这样的认识那是很可贵的。